文/王学东

1923年，冰心诗集《繁星》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收录小诗164篇；同年，冰心的另一部小诗集《春水》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由北新书局出版，包括小诗182篇。正是这两本小诗集，奠定了冰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，当然也引出了颇有争议的话题。

在冰心登上诗坛之时，诗歌界就出现了批评的“两极现象”，赞誉的人很多，贬低她的也不乏其人，誉之者与贬之者可以说是旗鼓相当。而且即使到了今天，很多人依然认为，冰心不仅无法与鲁迅等男性作家抗衡，也难以与张爱玲等女作家匹敌。在我看来，冰心研究中所存在的“贬低的一极”，其实质是由于不同的视野造成的，也由此影响到了冰心的在思想史中定位。也就是说，在不同的视野框架中，我们会对冰心的诗歌有着不同的认识。本文正是从“海洋文化”这一角度入手，试图重新审视冰心的诗歌创作及其意义，进一步呈现“海洋文化”在重审现代文学的过程中所蕴涵的独特价值。01

冰心的《繁星》《春水》一出版，首先就引来了梁实秋的否定之声，他从多方面对于冰心的诗歌创作予以严厉的批判。他认为冰心的创作，“然而在诗的一方面，截至现在为止，没有成就过什么比较成功的作品，并且没有显露过什么将要成功的朕兆。她的诗，在量上讲不为不多，专集行世已有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两种，在质上讲比她自己的小说逊色多了，比起当代的诗家，也不免要退避三舍。”其原因在于，“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”、“散文优而韵文技术拙”、“理智高而情感分子薄”【1】。这里，梁实秋将表现力强、散文优、理智高当看做冰心诗歌失败的原因，就忽视掉了冰心诗歌重要的文化生态。之后蒋光慈对于冰心创作的否定，则带着浓厚的“现代——非现代”的思维视野。他说，“冰心女士博得不少人们的喝采！我真是对不起，我是一个不知趣的人，在万人的喝采的声中，我要嗤一声扫兴。……若说冰心女士是女性的代表，则所代表的只是市侩式的女性，只是贵族式的女性。什么国家，社会，政治，……与伊没有关系，伊本来也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伊只要弟弟，妹妹，母亲，或者花香还笑就够了。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家不是这样的。”【2】他指责冰心的“市侩”、“贵族”，正是以“现代”的眼光，认为冰心诗歌中缺少人性追求、平民意识等“现代价值”。

“新文学——旧文学”的思维视野也是对于冰心创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。陈源在他书中，虽然只有简短的评论，就特别指出了冰心创作中的“旧”的指向，“冰心女士是一个诗人，可是她已出版的两本小诗里，却没有多少晶莹的宝石。在她的小说里，倒常常有优美的散文诗。所以我还是选她的小说集《超人》。《超人》里大部分的小说，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，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。”【3】贺玉波的批评更为具体地分析了冰心作品中的“旧”，以及在这种“旧”体系之下的“非现代”。“不论诗歌、散文和小说，她所吟咏所描写的终不出于有闲阶级安逸生活的赞美；于是自然的美和父母家人的爱成了她每篇作品的要素。所描写的题材几乎完全取自于她安逸的家庭，而军人的父亲、慈爱的母亲和聪明的弟弟们便成了她屡描而不倦的人物。她对于社会太盲目了，感不到分毫的兴趣；以至所描写的事件大半是一些家庭日常生活的片断。她不明了社会的组织和历史，而且不曾经过现社会的痛苦，所以主张用由母爱而发展的博爱来解除社会上的罪恶，来拯救苦难的众生。在她的作品里只充满了耶教式的博爱和空虚的同情。”【4】在“新文学——旧文学”的研究模式之下，冰心的作品就呈现出了严重的问题，一是远离现实，没有现实关怀，只展示狭小的家庭生活题材。二同样是由于远离现实，其作品主题只能使是抽象的、空洞的爱。

即使到了当代，“新文学——旧文学”、“现代——非现代”模式仍是我们解读冰心的一个重要的维度，我们的研究范式也仍旧没有超越这一框架。首先，从五四、从民国走过来的丁玲，也不例外。她说，“冰心在‘五四’时代，本来不过是一个在狭小而较优越的生活圈子里的女学生，但她因为文笔的流丽，情致的幽婉，所以很突出。她的散文和诗都写得很好，她虽然是那样一种出身，不能对社会有所批判，但是她在‘五四’时代，也感受了影响，她提笔为文之时，也仍然是因为有些受了新思想的感召……冰心本是受了‘五四’运动的影响而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，但她只感染了一点点气氛，正如她自己所说是早春的淡弱的花朵，不能真真有‘五四’的精神，所以她只得也如她自己所说‘歇担在中途’。她的爱的哲学，是不能做多少文章的，但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，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。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，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。”【5】丁玲在她的评论中，仍继续述说着冰心“远离现实”、“空洞”、“幻想”等结论。

这样结论一直持续到新时期，甚至把冰心的思想说看做消极、反动的哲学。“那时，在暗夜茫茫的中国大地上，已经燃起了照耀人们走向新世界的爝火，但是冰心还没有看到。相反，由于她较深地受了基督教教义和托尔斯泰、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影响，却试图用一种抽象的‘爱的哲学’来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，并排遣自己精神上的苦痛。”【6】由此，冰心远离现实的“爱”，不仅是抽象、空洞和幻想的爱，而且是消极的、逆时代而动的思想，“一种唯心的去理解整个的社会组织，是想加以幻想的改造。”“‘爱的哲学’是玄学的，神秘主义的，有点唯心论的调子的。”“是消极的思想面，是博爱、超阶级的同情心。……是想安抚反抗，逆时代而动的哲学。”【7】

当然，这也并不是说，这些研究模式只能带来冰心研究中的“否定”。如阿英认为冰心作品，一方面“从思想一直到文字记述，她是无往不表示了她的独特的倾向，她这样的获得了存在。”，“青年的读者，有不受鲁迅影响的，可是，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，那是很少。”另一方面：“这样的存在是不会长久的，她的影响必然的要因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的丧蚀，所以，到了进来，她的影响虽然依旧存在，可是力量，是被削弱得不知到怎样的程度了。”【8】

但是，我们不可否认，如果没有研究视角的转换，重新审视冰心的地位，那么冰心创作中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，都将成为冰心思想的致命之处。由此，从以上的冰心研究史的“反面”可以看出，如果我们仅从“新文学——旧文学”、“现代——非现代”模式，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、甚至删除冰心独特的诗学特性和本质，由此我们需要回到冰心作品背后的“海洋”。

02

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，民国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海洋文明的凸显，或者说是“海洋文明”与“内陆文明”的冲突。

中国近代史，可以说是一部海洋史，或者而说是一部海洋文明凸显的历史。李约瑟曾说：“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，那是大错特错了。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明随处可见。”【9】不过，在此之前的历史，尽管秦有徐福，汉有孙权，唐有鉴真，明有郑和，清有郑成功，但海洋文明并未突出，并不足以与“内陆文明”抗衡。可以说在晚清之前，海洋文明并没有强大对中国固有的内陆文明的构成冲击的地步。明朝虽有郑和的七次下西洋的壮举，但实际上在有明一代，海禁政策一直是政府的基本国策之一。出于政治的考虑，1371年洪武四年就诏令“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”。即使是在郑和开始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之时，永乐年间也诏令：“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，私自下海贩鬻番货，依律治罪。”1523年嘉靖罢市舶司，1525年颁布禁令“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”，1533年又再次颁布禁令“一切违禁之船，尽数毁之”……辉煌的郑和下西洋，并未让此时的中国接触和感受到真正的海洋文明。清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政治问题，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外反清势力，使得清政府改朝换代之际就执行了严厉的“禁海”、“迁海”等政策，使我们失去了与海洋文明进一步交流的机会。早在清初，1656年顺治就颁发《禁海令》，严禁政府之外的船只下海。之后，康熙也多次下达禁海令，直到1684收复台湾。在“禁海令”的同时，清朝还执行“迁海令”，更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。1661年顺治十八年，朝廷正式下达《迁海令》。政府为了断绝沿海城市对于反清势力的支持，强制山东到广东沿海城市的居民向内地迁移。并设立界碑，令沿海居民不得逾越。1716年康熙朝再次提出禁海问题，正式实行禁海。1757年，乾隆下令关闭江、浙、闽三地海关，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——广州一地通商。从康熙的禁海到乾隆的“一口通商”，正式隔绝了我们与“海洋”深层联系。

鸦片战争，打开了中国锁国政策，也改变了中国对于海洋的认识。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是从军事开始的，向海洋文化敞开怀抱也首先是向西方先进的海洋军事技术敞开的。以林则徐为代表一批知识分子，就着力引进西方海洋文明的先进军事技术。1862年，清政府在恭亲王奕和湘军统帅曾国藩的支持下，就试图建立一只中国自己的海军。1874年李鸿章以鸦片战争中的惨痛教训，在《海防筹议折》中向清政府提出了“暂弃塞防，专营海防”的建议，引出了著名的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之争。虽然此次论争的结果是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并重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，通过这次讨论，我们对“海洋”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与“陆地”并重的地位。海洋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，甚至深入到中国人的世界观、思维方式之中。之后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洋务运动，已展现了西方海洋文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。江南制造局的创办、北洋海军的组建、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、招商局、煤矿、金矿、铁路、电报、西医等的出现，就展示出了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大陆性的国家，也不再是一个可以固守内陆文明的国家。此时，中国已经是一个内陆和海洋兼备的新型国家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兼有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国家，而这正是李鸿章所谓的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一个重要表现。

“海洋文明”的高歌猛进，是近现代文化的历史语境。诗歌史是一种历史学，需要寻找的是诗歌自身生长的根基。如果回到冰心创作的历史语境，在由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历史进程中，冰心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作家。冰心曾感慨地写道：“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，中国诗里，咏海的真是不多；可惜这么一个古国，上下数千年，竟没有一个‘海化’的诗人!”“我希望做一个‘海化’的青年”【10】。冰心期待着做一个“海化诗人”，而且也成为了一个“海化诗人”。在民国文学中，说冰心是一个“海洋之子”，是海洋文明在中国的化身，应该一点也不过分。

冰心所经历的“民国”就是一个海洋事业不断发展的民国，是一个海洋文明不断凸显的时代。对于冰心来说，“海洋”是她时代运行的核心点。“冰心女士作品中喜用的一个背景便是‘海’，因为她深受海的威化，这是环境的关系。”【11】冰心的出生地福州，正好与中国近代海洋事业的发展，特别是近代海军的发展紧密联系的。福州马尾港是近代中国海军基地之一。1866年，洋务派领袖之一的左宗棠在福州主办了福州船政局，之后由沈葆桢主持。这里不仅建立了海军基地，而且还营造舰船、派遣留学生学习海运和军事，成为一个海洋氛围极为浓厚之地。同时，冰心的海军家庭身份，也时刻影响着冰心的成长。特别是冰心的父亲谢葆璋，作为终身从事海洋事业的中国第一代海军军人，也造就了冰心的“海洋意识”。谢葆璋是一个一生与海洋打交道的人。早年就读于天津水师学堂，其后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。战后，因其海洋军事才能，在上海担任巡洋舰副舰长。不久他被调往烟台，担任海军训练营长和海军军官学校校长，至1911年主动辞职。1913年他又被聘到北京，担任中华民国海军军部学司司长。在此过程中，冰心一直追随着她的父亲。正如冰心的《繁星·一一三》，“父亲呵! ／我怎样的爱你／也怎样爱你的海”以及《繁星·七五》中，“父亲呵 !／出来坐在月明里／我要听你说你的海。”正是她父亲的海军生涯，使得冰心与“海洋”有了紧密的联系。

对于冰心自身来说，她不仅与她父亲一同见证和经历了“海洋事业”在中国的发展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的灵魂也完全融入到海洋，进一步凸显了海洋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意义。从1901年移居上海，到1904年在移居烟台，冰心的童年都是在海边度过的，海成为她童年的一个重要朋友。“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，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。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，整年整月所看见的：只是青郁的山，无边的海，蓝衣的水兵，灰白的军舰 。所听见的，只是：山风，海涛，嘹亮的口号，清晨深夜的喇叭。生活的单调，使我的思想的发展，不和常态的小女孩，同其径路。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，和水兵们做朋友”【12】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冰心对于“海”的爱就慢慢地累计起来的。在《往事》中，冰心记述了这样一件事：“曾有人问冰心‘为何爱海？如何爱海？”“并非喜欢这问题，是喜欢我这心身上直接自海得来的感觉”。对此，她的回答是：“爱海是这么一点一分的积渐的爱起来的。”【13】

在爱海的基础上，冰心对“海”有了深刻的感受。“海”在冰心心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，“山也是可爱的，但和海比，的确比不起，我有我的理由!”《山中杂记》。那“海”有什么魅力呢？“海”有美丽的风景，让冰心着迷：“海呢，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，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，触着崖石，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，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！”海还有神奇的、神秘的力量，赋予冰心无限的想象：“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视的能力，这句话天然是真的！你倚阑俯视，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这万顷碧琉璃之下，有什么明珠，什么珊瑚，什么龙女，什么鲛纱”【14】更重要的而是，“海”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，让生命得以升华。最终，“海”给了冰心的生命以“无限的欢畅与自由”【15】，“海”成为了她生命力量的彰显。

正是“海”迷人的风景，以及所蕴含的精神力量，“海”成为了冰心生命的寄托。“海”首先给予了冰心对于生命的新的感受和体验，“从这一天起，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。我常常心里想着它，嘴里谈着它，笔下写着它；尤其是三年前的几十年里，当我忧从中来，无可告语的时候，我一想到大海，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！”【16】冰心也又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了“海”中，融入到海的世界。她再《往事·一》中，首先忆起的就是海：“海的西边，山的东边，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，吸收着山风海涛。”她说自己生命的方向，就是流入海，“我的生命的道路，如同一道小溪，从长长的山谷中，缓缓地、曲折地流人‘不择细流’的大海。”【18】甚至冰心说自己的终极归宿，也是海。在《山中杂记》中她说，“说句极端的话，假如我犯了天条，赐我自杀，我也愿投海，不愿坠崖!”。总而言之，由于冰心特殊的海洋家庭的经历，以及在这样的生命历程中对于海的独特感受，让冰心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“海化之人”。

所以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，民国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海洋文明的凸显，或者说是“海洋文明”与“内陆文明”的交融。在民国文学中，冰心正是作为她在《往事》中所要寻求的“海化诗人”，成为海洋文明在中国的化身。她的作品不仅彰显出“海”的魅力，而且也由此展示了她在民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。

03

1944年，废名在他的新诗讲稿中，将冰心和郭沫若作为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来介绍，已显示了冰心在新诗史上的独特地位。他说，“我们在以前所讲的，可以说是初期新诗。现在我们讲到了冰心女士的诗，接着还要讲几个作家，新诗算是做到第二个阶段来了，可以称之曰第二期的新诗。”如果我们这里不是从“新诗——旧诗”出发探讨，而是从民国文化出发，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和冰心两位诗歌都是以“海洋”为主题的诗人。不过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也正是由于“海洋”的介入，对于传统“内陆文化”的冲击之大，郭沫若和冰心的诗歌也饱受争议。但是，郭沫若和冰心之所以能成为新诗第二个阶段的代表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民国氛围，即是对“海洋”的展示。

在民国文学中，对于“海洋文化”的展示，郭沫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诗人。当郭沫若初到日本时，一个一直在“内路”成长起来的人，一接触到“海洋”，其新奇、新鲜和激动之情是完全可见的。一方面，郭沫若的居住地博多湾有着风景迷人的海洋景观，另一方面，海洋自身的激情和雄浑又时时感染他。由此，郭沫若在接触“海洋文明”过程中，感受到了海洋的魅力，最终也投入到海洋文明的怀抱。在他诗歌中，特别是在《女神》中，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“海洋”、“海洋文化”的介入，处处闪现着海洋的影子。特别是在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《笔立山头展望》等诗歌中，海洋意象充满了郭沫若的主观情绪色彩，海洋成为了郭沫若情绪的宣泄口。正如梁启超所说，“试一观海，忽觉超然万累之表，而行为思想，皆得无限自由。彼航海者，其然万累之表，而行为思想，皆得无限自由。彼航海者，所求固在利也。然求利之始，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，所求固在利也。然求利之始，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，以性命财产为孤注，冒万险而一掷之。故久于海上者，以性命财产为孤注，冒万险而一掷之。故久于海上者，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，日以高尚。此古来濒海之民，使其精神日以勇猛，日以高尚。此古来濒海之民，所以比陆居者活气较胜，进取较锐。”【19】在郭沫若的一些诗歌中，海洋更多的体现为郭沫若自我内在的狂暴情绪，体现为男性的狂暴，情感的洪流。正是“海洋”为郭沫若诗歌带来的这样一个“动”的精神，不但为民国诗歌注入了独特的因子，而且使郭沫若立于时代的潮头，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。

同样，冰心的诗歌由于海洋的介入，不仅仅是为民国时期的诗歌呈现出了一种海洋意象系统，展现为一种新的语言表现方式，更重要的是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。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，才能体会到冰心诗歌中单纯、童心、爱、抽象、哲理、时空等范畴的独特价值所在。

首先，冰心诗歌中，“人——海”并列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模式，也是冰心诗思和诗学的起点。也就是说，在冰心的诗歌里，“人”与“海”关系，并不是交汇、融合和统一在一起的，而是并列地存在着。如《繁星·一九》，“我的心／孤舟似的／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”，以及《繁星·六七》，“渔娃!／可知道人羡慕你／终身的生涯／是在万顷柔波之上”中，“人”与“海”是一种并列的存在模式。“人的心”如孤舟，穿过“时间的海”，并没有交融与“海”；“人的终身”，在海之上，也并非回归于海、终结于海。所以，冰心诗歌的“人——海”并列世界存在，展现出这样一个世界模式，人不能统一于海，海也不能归并于人，人与海是并列存在的。

在冰心的诗集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中，她对“海”的认知和理解，其实也就是冰心对于命运、生命、时间、世界、宇宙等思考的基点。他们都是与“人”并列着的存在，人无法去认识和洞察命运、生命、时间、世界和宇宙本身，人只能孤独地去感受到这种“并列”模式之下存在的分裂感。如《繁星·九一》中，“命运! ／难道聪明也抵抗不了你／生——死／都挟带着你的权威”这里，命运是与人的存在并列着的，人无法用自己的“思”抵达，当然更无法抵挡“命运”的进攻。同样，在这个茫然的宇宙中，人如一个孤星一样，与孤独地与宇宙并列存在。《春水·六五》“只是—颗孤星罢了!／在无边的黑暗里／已写尽了宇宙的寂寞”。因此，冰心诗歌中人与世界相遇，并不是在“天人合一”的内陆文明上相遇，而是在“天人两分”，“天人并列”的“海洋文明”的路途上相遇，这既是冰心诗歌中沉迷与时空等宏大问题追问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也是冰心诗歌主题的独特性所在。

其次，在“天人两分”的思维视野中，冰心诗歌进一步思考了“天人两分”之下“人”的存在方式。正是在“人与海”的并列、对峙中，在“天人两分”的情况下，有灵性的“人”，在无限、永恒、终结的“天”的面前，只会感到“人”的渺小和有限，只会产生一种本能的“微小”的体验，“倘若我能以达到／上帝呵! ／何处是你心的尽头／可能容我知道／远了! ／远了!／我真是太微小了呵! ”（《春水·九》）。正是由于人的这种“微小感”，“人”作为与天并列的“婴儿”，成为人的宿命，此时“人”的存在就是“婴孩”。由此，对于“宇宙”中人的“儿童性”呈现，即展现一个孤独的、弱小的个体面对着无垠的、阔大的宇宙，成为冰心诗歌的另一个重要主题。如冰心的诗歌《繁星·二六》中，“高峻的山巅／深阔的海上——／是冰冷的心／是热烈的泪／可怜微小的人呵!”“人”无法与“山”、“海”相比，当然更无法与“天”相比。同时，作为与人并列而存在的“天”，也并不依附与人，把价值展现给“人”，《繁星·九九》：“我们是生在海舟上的婴儿／不知道／先从何处来／要向何处去”。所以，正是在这样一个“天人两分”的境遇中，在“天”的面前，人的存在方式而能作为一个“婴儿”。《繁星·一四》“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／卧在宇宙的摇篮里”。所以，在宇宙、“天”的面前，与“天”并列的“人”，非常的有限、短暂和弱小，人的生存状态就只是“婴孩”、“儿童”，这是冰心诗歌中“童心”主题的重要指向。

在“天人两分”的世界图景中，由于“天”的无垠和永恒，人的存在只能是“婴儿”。不过，作为能与“天”并列的“人”，其本身又包含了无穷的可能性的力量。如《繁星·三五》：“万千的天使／要起来歌颂小孩子／小孩子! ／他细小的身躯里／含着伟大的灵魂” ，以及《春水·六四》：“婴儿／在他颤动的啼声中／有无限神秘的言语／从最初的灵魂里带来／要告诉世界” 因此，在冰心诗歌中，大量地表现“婴儿”主题，另外一层含义就是，“人”尽管是“天”笼罩之下的“婴儿”，但同时又是与“天”并列“婴儿”。正如前面所引的诗句中我们看到，即使作为追随“天”的天使，也要歌颂小孩子，首先就是应为他们”含着伟大的灵魂“。另一方面，即使是弱小的婴儿，他们也有神秘的语言。借助语言，“人”有破译“天”的绝对可能性。所以，作为“婴儿”的人，始终还是与“天”并列而存在的，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，这是为什么冰心要为婴孩唱赞歌的原因。

最后，在“天人两分”的思维视野中，冰心诗歌还重点思考与“人”并列的“天”的本真状态。“天人两分”之下的“天”，是一个没有“人”的因素的“自在之天”，是一个没有被“人”染指“本源之天”，这一种“天”本身就是超现实的、抽象的和神秘的。冰心诗歌中的有着大量的超越现实的、抽象、神秘的主题，正是在“天人两分”的视野之下重新打量“天”。所以冰心的诗歌就呈现出了一种直指向宇宙，乃至于宇宙之外的宇宙本身的终极之思。如《春水·九二》，“星儿!／世人凝注着你了／导引他们的眼光／超出太空以外罢!”对于与“人”并列的“天”的终极探析，使冰心的诗歌充满了终极追问。

在冰心诗歌中，可以看到这样的大量的本质之追问。也就是说，冰心的诗歌主题，都是抛开了“人”之后的纯粹之问，这正是冰心诗歌中独特和重要之处。如直指追问“生”、追问“死”。如《繁星·三》：“万顷的颤动——／深黑的岛边／月儿上来了／生之源／死之所! ”；直接追问“无限”，如《繁星·一一》，“无限的神秘／何处寻他／微笑之后／言语之前／便是无限的神秘了” ；直接追问时间，《繁星·一〇三》“时间!／现在的我／太对不住你么／然而我所抛撇的是暂时的／我所寻求的是永远的”出了诗歌，冰心也多次在她的散文展现出对于生命的终极思考，“我想什么是生命！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，便不生老病死，又怎样？浑浑噩噩，是无味的了，便流芳百世又怎样？百年之后，谁知道你？千年之后，又谁知道你？人类灭绝了，又谁知道你？”【20】正是在“天人两分”之下，“天”包括时间、空间、生死等领域自身的永恒、无比强大和充满神秘感才得以彰显，也是冰心诗歌中哲理、永恒、真理、生命、意义等终极追的真正旨趣。

在民国诗歌史上，郭沫若和冰心以“海洋”更新了诗歌的发展。但是冰心的海洋体验和感受，与郭沫若是完全不同。郭沫若作为一个海洋文明的遭遇者，他时时刻刻与海洋的遭遇过程中，都是要返回自身、返回内陆。“天人合一”，或者说“海合于人”，是郭沫若诗歌中的“海洋”所要凸显的主题。而冰心则不一样，冰心的成长一直是伴随着海洋的，她面对海洋，直接去体验海洋本身。“海人两分”，是冰心诗歌中“海洋”主题的主要体现，所以冰心的骨子里才是一个真正的“海化诗人”。而这不仅是冰心和郭沫若面对海洋时的根本不同之处，也是冰心诗歌中的“海洋”更具有“海洋性”的原因，更是冰心诗歌中的“海洋”更能为民国诗歌呈现出认识世界的新的方式和可能的原因。

04

冰心诗歌中的“海洋”，为民国诗歌注入了理解世界的新的思维方式，由此为民国诗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诗歌新质。

第一，正是由于人与世界相遇的模式是“天人两分”，人的最终的归宿便不能在“天人合一”之中寻找。冰心正是从“爱”中找到了在“天人两分”之后，“人”的归宿。正如冰心、吴文藻的求婚书所言，“爱是人格不朽生命延续的源泉，亦即是自我扩充人格发展的原动力。不朽是宗教的精神。流芳遗爱，即是一种宗教。爱的宗教，何等圣洁！何等庄严！”【21】“人”作为微弱的“儿童”，与浩渺无垠的宇宙相遇，在永恒的孤独之境中，人的终极拯救只能使宗教式的拯救，只能是爱，而且只能是完全之爱、博大之爱、永恒之爱、纯粹之爱。冰心的诗歌作品大量地彰显出了爱的价值、力量和意义，清楚地明示，“爱”是这个世界运行的中轴。

冰心的这种完全之爱、博大之爱、永恒之爱、纯粹之爱，可以说是民国文学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都非常罕见的。在《繁星·一》中，“繁星闪烁着——／深蓝的太空／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／沉默中／微光里／他们深深的互相赞颂了” 也就是在“天”的领域中，“爱”是他们的基本存在状态。同样，在“人”的世界里，“爱”更是“人”的归宿。如《繁星·一二》，“人类呵!／相爱罢／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／向着同一的归宿”正如冯骥才所说，“在与您的交往中，我懂得了什么是‘大’。大，不是目空一切，不是作宏观状，不是超然世外，或从权力的高度俯视天下。人间的事物只要富于海的境界都可以既博大又亲近，既辽阔又丰盈。那便是大智，大勇，大仁，大义，大爱，与正大光明。”【22】冰心的爱，涉及“天”、“人”，关乎宇宙的根本，因此可以说，“大爱”是冰心爱的一个特点。

张爱玲在她的小说，处处彰显出“恶”对于人的压制和摧毁，显示了她惊人的人性的洞察力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建构中，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过程中，张爱玲凌厉的批判不可或缺，但是同时，一种正常的、良性、健康的人性也绝对不能忽视。“冰心是我们社会生活文艺生活里一个清明、健康和稳定的因素。现在她去了，那么，回忆她，阅读她，这也是一个清明、健康和稳定的因素吧。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在焦躁不安的时候，在悲观失望的时候和陷入鄙俗的泥沼的时候，想想冰心，无异一剂良药。那么今后呢？今后还有这样的大气和高明，有教养和纯洁的人吗？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，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？”【23】冰心与张爱玲等女作家并列，但是又完全不同。同样也可与民国大作家并列，并彰显出自己的特质。正如李泽厚说的，“鲁迅和冰心对人生都有一种真诚的关切，只是关切的形态不同。”【24】

在民国文学中，从近代的启蒙、救亡、革命到抗日等等时代宏大主题的促逼之下，“爱”这一主题的追求几乎没有真正得以展开，甚至没有得到真正的关注。“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，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。我们知道了爱星，爱海，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。”【25】从民国文学到当下文学，只有在冰心的作品中，这一“爱”的主题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。

第二，冰心诗歌中“天人两分”，确立了民国诗歌的“去抒情”、“去意境”的一种审美取向。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。“天人合一”之下的审美追求就是“抒情——意境”。“抒情——意境”是中国传统诗学，以及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性概念，乃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审美的决定性因素。本来，“抒情”在中国传统中是一个有着丰富涵义的美学概念，而且包含着较为多元的艺术精神。在传统的中国语境之下，“抒情”的阐释、认知、接受最终坐实为对“意境”的追求与迷恋，即顺应宇宙万物变化，遵从天命，与天地万物合一而并生，形成一种宁静的生命形态，达到生命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和谐共一。在传统的“抒情”中，追求意境，就成为了适应中国古代人生存状态的诗歌表达，并由此形成“审美——抒情——意境”这样一种美学模式。这样，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出了独特韵味的“意境”诗歌旨趣，他们陶醉于这种人与自然的“共在”关系，不以主体的世界主宰世界万物，也没有征服和去改造世界的愿望，不去打破自然界的和谐秩序，任其自在自为地演化生命。

在“天人两分”的海洋文化视域中，则是不同的主体、不同客体，乃至主客体之间的并列存在。多元、竞争、挑战成为了主体之间、或者主客体之间的存在的基本模式。“天——人”关系，也已成为一种理性交流和对话的过程。在这样思维范畴之下，中国“抒情文化”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，失去了生成意境的社会和文化基础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古典诗歌的“抒情”、“意境追求”等美学规范基本失效了。冰心诗歌在“天人两分”的思维框架中，就形成了一种“理性——宗教”式的审美属性。

一方面，冰心诗歌的审美追求是“去抒情——纯思辨”。“文学是要取材人生的；要描绘人生，就必须深知人的生活，也必须研究人的生活的意义，做他著作的标准。照此看去，哲学和社会学便是文学家在文学以外，所应该攻读的功课。”【26】冰心的诗歌中，就充满了大量的哲理。所以，在冰心的诗歌中，她并不是从日常生活出发，并不追求与“天”的合一。而是从仅从“人”出发，去通达对生命、时空、宇宙、存在等问题。同时，这不只是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人事道理的简单感悟，而又是站在“天”的立场，去展现人、生命、时空、宇宙、存在等，甚至直接从“天”自身呈现开始，敏感和自觉地让诗歌直接进入到“天”本身。而这，正是在“天人合一”审美范畴之下难以触摸的诗学追求。另一方面，冰心诗歌中审美旨趣是：去意境追求，而呈现宗教体验。面对“天人两分”这一“人”与“天”对立的巨大的鸿沟，“人”绝对会产生一种比生老病死、孤独更为恐惧的体验。在冰心的诗歌中，正是展现出人在“神”的世界中得到光明、得到自由、得到爱、得到幸福。所以，充满着与神相遇的事情，展示出“人”投入神的怀抱，倾听神的声音的追求，最终呈现出神的神秘，使得冰心的诗歌具有浓烈的宗教氛围。由于“天人合一”这里已被断绝，人也无法再修复天人之间的交融，“人”更无法在天人合一的意境中安顿。但是，在我们的文学中，却并没有这样的体验。《怎样欣赏中国文学》：“中国人是非宗教的民族……宗教本来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崇拜偶像，另一个是相信来生。在儒教里这两个条件都没有。……中国人是非宗教的，这是到过中国的人都能感觉到的。”【27】而走向宗教，这不仅是“人”的必然归宿，也是冰心诗歌审美旨趣的重要呈现。

在“天人两分”的世界模式中，“人”与“天”不能合一，冰心的诗歌便呈现出了一种与“抒情——意境”不同的“理性——宗教”审美趣味。可以说，冰心的“去抒情”、“去意境”的诗学追求，与之后徐迟的“放逐抒情”、冯至的“诗是经验”、金克木的“主智诗”、袁可嘉“新诗现代化”、穆旦“新的抒情”，在“反抒情”维度上是有相同的精神取向的。“理性——宗教”的“反抒情”审美趣味，这也是冰心诗歌对于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启示之一。

总之，我们看到，从近代开始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大陆性的国家，也不再是一个可以固守内陆文明的国家。此时，中国已经是一个内陆和海洋兼备的新型国家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兼有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国家。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，民国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海洋文明的凸显，或者说是“海洋文明”与“内陆文明”的交融。冰心正是作为一个“海化诗人”，不仅彰显出“海”的魅力，而且也由此成就了她在民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。由于海洋的介入，冰心的诗歌呈现出了“天人两分”的世界模式和思维方式，进而显示出了她诗歌中单纯、童心、爱、抽象、哲理、终极等范畴的真正指向和独特意义所在。同时，在民国文学中，冰心作品显示出了重要的诗学价值。一方面，她诗歌中的完全之爱，让民国文学打开了一条向“爱”突进的思想甬道；另一方面，她诗歌中“理性——宗教”审美旨趣，也为民国诗歌的发展开启了一条“反抒情”的重要发展路径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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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4】李泽厚：《世纪新梦》，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66页。

【25】巴金：《<冰心著作集>后记》《冰心著作集》，开明书店，1943年。

【26】冰心：《文学家的造就》，《冰心全集》，第1卷，福州：海峡文艺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50页。

【27】冰心：《怎样欣赏中国文学》，《冰心全集》，第3卷，福州：海峡文艺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460页。

作者简介：

王学东（1979—），教授、博士、硕导，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。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四川省校园文联副主席、四川省写作学会副会长、成都市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主任，《蜀学》副主编。主要研究当代诗歌、巴蜀文化。出版有诗集《现代诗歌机器》，发表评论80多篇，出版学术著作3部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9项。